回望献礼片的三次迭代，寻找当下的破局之道
日期：2021-06-23 11:55:42 浏览次数：
进入6月底，我们即将迎来一批庆祝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片。
第一梯队的，是黄建新导演操盘的《1921》，以及以李大钊为原型的《革命者》。此外，还有并未确定档期的《望道》和《红船：开天辟地》等等。
自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献礼片的概念首次提出以来，每隔一段时间，20世纪上半页的那段历史总是会被重述一遍。相同的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不同的是讲述方式、风格特征，以及对新时代风貌的呼应。
毋庸置疑，这其中暗含了非常多的启示。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献礼片的演进之路。
在官方主导拍摄、制作、发行、传播之下，国产献礼片曾在20世纪60年代、80年代、90年代经历了三次高潮。
1991年的《大决战》系列，是影响最深远，最不容忽视的样本。
同一时期，还有献礼建党70周年的《开天辟地》。《开天辟地》的编剧黄亚洲，同样是今年建党献礼片《红船：开天辟地》的编剧。
以及，丁荫楠导演的《周恩来》，片头也打出了“献给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的字幕。时至今日，很多英模传记片都未超越丁荫楠导演的这部《周恩来》。
制作主体以国营电影制片厂为主，倾向于表现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塑造英模人物（时至今日也是延续这两大题材“二分法”），风格样式以正剧为主，强调宣教作用。
虽说改革开放后的14年间，中国逐渐从计划经济时代迈入市场经济时代，献礼片开始有意识地创新，但本质上献礼片的制作主体和美学特征转变微乎其微。
2009年，全明星阵容、首度试水市场化营销的献礼片《建国大业》创造了4.5亿元的票房，成为主旋律电影市场化的鲜活案例。《建国大业》是国产献礼片的“商业1.0时代”或者“工业1.0时代”，它从方方面面开启了献礼片的工业化制作模式。
《建国大业》的“主旋律题材＋明星阵容＋市场化营销”的运作模式，在后来的《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影片中不断被复制和延续。这些献礼片将历史场景与时尚元素结合，将主流价值观用当代观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并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商业化的运作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事件电影”。
其实，这一阶段，最关键的成功经验，还是通过明星策略黏连粉丝受众，有效拉拢了年轻一代的观影主体。
不过，尽管这些影片仍然以政治宣传价值为底色，但风格正在悄然变化，融入了爱情、青春、警匪等多样化的类型电影元素。
尤其是到《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明显更加“轻量化”。
与2011年《建党伟业》同年推出的献礼片《秋之白华》《湘江北去》，也明显在走“青春化＋轻量化”叙事模式。
《秋之白华》从瞿秋白和杨之华之间的爱情切入，革命叙事退居后景。陈力导演的《湘江北去》以青春励志为标签，多层面、多角度地描写了青年毛泽东的银幕形象，但市场反响不大。
今年即将上映的黄建新、郑大圣导演的《1921》明显也在延续“青春化＋轻量化”叙事。
2019年，《我的我的祖国》将献礼片带入3.0时代。
这一时代，是真正的献礼片（或者宽泛的主旋律）电影美学转向的时代。
这种美学转向的最大特征，就是将普通人与献礼关联起来。
总体而言，献礼片“工业美学”的升级换代，是在主旋律电影或者说新主流电影“工业美学”升级换代的大背景下同步演进的，后者对前者起着强大的反哺作用。
上文提到，献礼片3.0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平民史观。
即将镜头转向积极参与历史建设的每个值得尊敬的个体。
要知道，四十年来，献礼片的两种最普遍的范型，就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英模人物题材。或者可以简称为“事件型”和“人物传记型”。
拿到现在来切分，依然奏效。比如，《1921》和《红船：开天辟地》还是围绕建党这一历史事件，而《革命者》《望道》还是“人物型”，一个围绕建党历史中的关键人物李大钊，一个围绕相对没那么知名的人物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的历史人物）。
《我的我的祖国》的献礼片3.0时代，带来了一种“普通人”模式。
尽管献礼片很大概率都在塑造人物群像，但还是有本质差别。3.0时代的人物群像，不再是《大决战》或《建国大业》式的领袖群像，而是普通人群像。
以此，商业献礼片开始将叙事主体转向宏大叙事之外的普通人，展现普通人与国家民族历史的命运勾连，渲染“小我”见证历史的情感体验。诉求呢，还是最大化地引起观众共情。
此外，制作形式上《我的我的祖国》也有革新。
由于采取集锦式、拼盘式的电影结构，对于统筹各团队的创作与协作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这也推动了制片人、监制、导演彼此制衡，促进了中国式“制片人中心制”电影生产结构，这是积极有益的。
用三个设问，来更深入地分析一下献礼片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最近十年的献礼片，或者说主旋律电影，为什么明显崛起了？
献礼片发展最微妙的一点，就是与中国电影产业改革是粘连在一起的。
1991年前后的一批建党献礼片，比如《大决战》三部曲、《开天辟地》《周恩来》《焦裕禄》，全部都是在1993年启动电影产业体制改革之前。
所以，当时的运作模式还是计划经济，靠“红头文件”、电影专项资金支撑，都是国营厂在主导。
到了千禧年，又是一个新的阶段，可以称之为升级之前的“过渡阶段”，这里有一个大背景是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拿建党献礼片举例，2001年的献礼片有《毛泽东与斯诺》《走出西柏坡》《毛泽东在1925》。
一个牵涉中美关系，一个是“走出”西柏坡。在“入世”大背景下的建党献礼片选材，都是极为微妙的。
这三部献礼片品质都不如人意，但电视剧方面，同一年推出的《长征》和《日出东方》，影响力远胜于电影。当然，关于献礼片的同题创作，电视剧与电影之间的互动问题，又是另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了。
大部分论述在讨论献礼片、主旋律电影、新主流大片时，《建国大业》总会被认为是绕不过去的一点，因其开辟了一种类型升级换代的、可复制的有效经验。
但其实，绕不过去的还有张艺谋导演的《英雄》。
在2002年《英雄》横空出世的时候，电影产业化改革其实已经推行将近10年。
十年了，电影市场终于开始做大了，然后大家伙儿才会想到，主旋律怎么市场化的问题。
之前并不存在主旋律能不能市场化的问题，是所有的中国电影都不够市场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当内地电影票房危机的时候，观众已经把国产电影抛弃了。大家看港片看得津津有味，当时也正值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而1994年引进好莱坞大片的时候，观众又一次把国产电影抛弃了。大家都去看美国大片，基本顾不上国产电影。
同时，也让大家在电影观念上默认了电影的产业、商业、工业特性，从投资到宣发，从演员到制作，从艺术到技术，中国电影开始探索工业化生产、制作、宣发和消费模式。
这是中国电影的全面市场化、商业化运作的开始。而《建国大业》不过是反馈到主旋律电影／献礼片中的一次回声。
《建国大业》“数星星”式的操作，将好莱坞明星制挪用到中国本土电影创作的经验中，是一种开辟式的商业策略。
明星制，作为电影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电影生产工业和社会文化资本、审美资本博弈的产物，具有经济和社会文化双重属性。
一方面，电影明星由于具有强大的票房号召力，而成为电影工业品牌的一种符号；另一方面，电影明星又通过形象认同、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成为社会认同的一种表征。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建国大业》到《建军大业》，实际上从年份、市场扩容率与应该匹配的票房收入来看，明星效应也明显呈现出了衰减趋势。这里其实还是一个“小鲜肉”明星们的电影票房转换率问题。
第三，单纯产业化的视角去观察献礼片可以吗？换言之，单纯以好莱坞类型片的模式去对标国产主旋律，可以吗？
重新评估的第一个起因是，2019年开始，我们忽然发现，香港导演的主旋律作品，好像没那么卖座了。
从2020年林超贤导演的《紧急救援》，2019年国庆档《中国机长》（刘伟强导演）《攀登者》（李仁港导演），以及《救火英雄》（陈国辉导演），甚至再往前追溯到《建军大业》（刘伟强导演）《我的战争》（彭顺导演），曾经游刃有余的港式类型表达，已经疲态尽显。
尤其是在涉及到波澜壮阔的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时候，这些有着丰富的类型片经验的香港电影人明显表现出不适应性，或者说妥协性过强。
2021是建党100周年，是特殊的一年，整个世界格局更是在微妙变化中。
我们会发现，大家都越来越更倾向于提“新主流”这个词，而不再是“主旋律”。这也反向佐证，主旋律跟商业片的概念界限已经非常暧昧和模糊了。
也就是说，20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我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仅仅是通过一些商业化、类型化的方式，把主旋律包装出去，而是反思怎么将它转化成让观众惊呼yyds的东西。
时代情绪非常微妙，新媒体喂养起来的新一代年轻观众的价值取向也非常微妙。
我们知道，在所有的主旋律题材中，战争片或者说军事题材，是发展得最卓有成效的一大类型。比如《湄公河行动》《战狼》《红海行动》《八佰》《金刚川》等等。
但如果在网上仔细观察过，关于《金刚川》的评论中，一些观众认为《金刚川》的文化主体性有问题，它还在用照搬的模式讲中国的东西。这是大家没法接受的。
献礼片也好，主旋律也好，总是面临这样一个不断革新、不断寻求与年轻观众的有效沟通与互动的挑战。
毕竟主旋律的题材往往是历史性的，但电影观众的主体却永远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