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新媒体时代文艺评论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日期：2021-11-22 12:58:51 浏览次数：
来源：中国文艺评论
作者：谢雨新（南昌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刘晓萍（成都大学教授）
新媒体文艺批评为何处于“双刃”时代？“破圈”如何成为可能？如何提炼《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的范式经验？
2021年10月14日，在第三届全国文艺评论新媒体骨干培训班(简称“新三渝”)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理论评论委员会会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尹鸿为60名全国各地学员网络在线授课《新媒介环境下的文艺批评的影响力》。
尹鸿从自身的文艺评论及新媒体传播经验入手，理论结合实践，对新媒体时代文艺评论的传播力、影响力进行了深入分析。
尹鸿认为，互联网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传播媒介，更是一种生态环境、一种生活必需品，和人们的生活直接相连。
他援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最新数据，为学员们分析了当下新媒体环境的特点。互联网已经成为第一媒介，网络用户规模逐渐扩大，网络使用率连年攀升；集“通讯工具+媒介+娱乐+生活工具”于一身的手机提供了四合一的移动互联网，人们得以便捷接触网络环境。
网民人均每日上网时长超过3个小时；互联网用户从年轻人向全年龄段扩散，20岁至40岁的网民数量占比较大，并呈现出向上延伸、向下扩展的趋势；互联网承载内容体现为“信息+娱乐+生活”的三驾马车，即时通讯使用率最高，但使用率排名第二的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的使用时长甚至超过了即时通讯，用户规模不容小觑。
新媒介交互性好、使用方便、沟通便捷、草根化(大众化)，尹鸿对其特征作了精到分析。
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概念是相对电视、纸媒等传统媒体而言的。传统媒体是点对面的线性传播，文艺批评和节目要产生影响力靠覆盖率和受众量的普及(规模)，通过“平均数”来反馈传播效果。
美国新媒体研究学者马克·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一书中认为，电子媒体时代以去中心化、分散化、多元化为特点，并将之概括为“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尹鸿认为，“新媒体”是点对点的网状传播。IP地址决定了每个新媒体用户在使用时都会留下确定的点。每个点都会面对无数个点，形成网络和圈层；有的信息还会穿过圈层，实现“破圈”。
新媒体网状传播“众声喧哗”，许多新生的力量、生动的事物、我们之前没有关注过的事情都拥有了各自的生存空间，网络新媒体也为各类群体参与文艺批评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尹鸿引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前言“最好和最坏的时代”来形容新媒体时代文艺批评的生态空间。
所谓“最好”的时代，首先体现在文艺批评能够影响受众、影响舆论、影响创作、影响政策。观众在观影之前会先看网上打分和评论；有些作品因为出现舆情而产生变化；“新主流电影”“高概念”等观念影响了创作和评价体系，文艺评论还可以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如艺人管理政策、税收政策等，最近出台的“清朗”行动就有文艺评论所产生的影响和力量。可以说，“评论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其次，当文艺评论遇上互联网，能够达成全媒介、全场域、全形态的传播。评论文章与直播、短视频、弹幕、评分打榜等评论形态都可以。互联网为文艺评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无限空间，使之纵贯视觉场域、听觉场域、阅读场域。
第三，当下的文艺批评体现出全民性、低门槛、弱界限的特质。评论与创作、专业与业余之间，甚至每种文艺形态之间的边界都在逐渐减弱。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之中，全民皆可评论。如果评论者自身具有专业素养，又兼具网络敏感性，就很有可能产生巨大影响。
所谓“最坏”的时代，是指文艺评论面对利益驱动、伦理丧失，唯点击量、唯流量、唯传播，泥沙俱下、劣币驱逐良币的生态环境。当然，并不是有了“利益”的因素就一定做不好文艺评论，评论也需要价值转化，但其利益的获得不应该违背评论的伦理，而应该靠评论的威信去获得。
因此，文艺评论的“利益”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做文艺评论很难迈过“面子”。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说，中国传统社会形态是建立在宗法基础上的熟人社会。而现代社会形态是陌生人社会，靠法治和契约建立关联。“位子”对文艺评论的影响也较大。每个文艺评论者所处的位子决定了其言说方式。
“唯”点击量、“唯”流量的倾向，一是令作品评价标准“降维”甚至偏离，文艺评论引领风尚的作用无从谈起；二是助长创作界和评论界的弄虚作假之风，并对受众产生误导。尹鸿直言，面对利益、人情、流量、点击量，文艺评论者要坚持评论的初衷，坚守评论的伦理，发出理性、专业的声音。
在当下社会，文艺评论者势必面对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两个世界”。两个世界是相互平行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但两个“世界”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尹鸿进而总结了新媒体对文艺评论的六方面影响：一是专业评论与业余评论之间的界限有所突破。受网络文化的影响，专业评论的话语越来越“接地气”；而随着互联网用户知识素养与文化涵养的提升，普通大众的评论也越来越呈现出专业化趋势。
二是评论方式、形态、形式、载体更加多样化。网站、博客、微博、微信、短视频、弹幕、直播等不同形态的评论层出不穷。
三是新媒体文艺评论直接影响、作用于文艺创作、传播和消费。《觉醒年代》在互联网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也引发更多专业评论者的关注和评论。
六是评论分工化、圈层化、工具化现象更加突出。如“影视独舌”和“毒舌电影”定位和对象就有不同。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评论工作，大力培养文艺评论人才。如今，文艺批评面对新媒介挑战，尹鸿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来鼓舞学员，直面观众、创作和时代的考验，共同担负新媒体时代文艺评论的责任。要提出自我要求：“不怨天尤人，适应新媒体的挑战；不随波逐流，坚持批评的底线。”
尹鸿以中国评协主办“优秀网络文艺评论的评价标准”研讨会及自身评论文章写作示例，强调要尊重时代变化，适应新媒体挑战，坚持评论底线，注重修辞技巧。要在新媒介环境下提高文艺评论传播力、影响力、说服力，既需要价值观引领、方法论支撑，更要有求真尚善向美的职业操守和综合修养。
面对纷繁复杂的传播环境，文艺批评要坚守四条基本原则。
第一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要说真话，不说假话，这是建立评论影响力和威信的前提。
第二是“感性为基础、理性为工具”，感性可以防止评论的概念化，理性可以增强评论的学理性。
第三是“求同存异、以人为善”，在尊重差异和深入交流中促进共同进步。
第四是追求“批评性的建设、建设性的批评”，激浊扬清，肃“骂杀、捧杀”之乱象，崇“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之作品。他在《评论须直面观众、创作和时代的考验》一文中提倡建设性的文艺批评，避免打棍子、戴帽子、说狠话的批评。
尹鸿认为，文艺批评者应该具备四种修养，即专业性、价值观、鉴赏力、表达力。专业性能够使评论更加深刻有力，体现于两个方面，首先是纵向的历史感，帮助评论者理清线索；其次是横向的比较，关注世界文艺发展的动向，形成准确的评价和见解。在价值观层面，“求真、尚善、向美”永远是评论者价值观的底线，同时也应当是评论者的理想追求。
不说假话是前提，写评论要与人为善。人类的审美修养不断在提高，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越来越和谐。评论在贴合大众的同时还需要有较高的审美鉴赏力，要像普通人一样去感受和体验作品，又要对每个类型、每个作品所具有的特定的假定性和形态有专业性的理解，但不能仅以理性的方式解读作品的主题或意义，忽略“共情”，忽略作品在艺术上是否有感染力，要把自身的感性认知投入文本。表达力是能够让文艺评论言之有物、言之有据的生动呈现。
尹鸿进而提出了文艺评论的四个前提——“评什么、为谁评、给谁看、在哪评”，归根结底，这些前提要解决文艺批评“怎么评”的问题。
“评什么”，要找好尺子。举例来说，评价电影不能使用完全相同的尺度，要根据其特定的假定性和类型形态具体分析，故事片和艺术片在艺术呈现上是不同的，作者电影和类型片应面对不同的标准。
“为谁评”，要站在观众、创作者、主管部门的角度上进行换位思考，尝试和对象进行沟通。这种沟通不是简单讨好，而是深刻理解，只有这样，才能让文艺评论发挥最大的效果。尹鸿谈到每次写完一篇评论时，会把自己想象成受众，换一些角度修改自己的文章，力求以准确、合适的方式让文章传达到受众中去。
“给谁看”，要考量文艺评论的受众，找到与接受者的契合度。
“在哪评”，要考虑文艺评论的载体，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综合性报刊，《中国艺术报》《文艺报》《中国电影报》等专业性报刊，电视、广播、微信、微博等不同媒体。载体不同，文体自然应该有所调整。他认为，考虑文艺批评的四个前提并不是要消弭评论者的个性。评论者不应放弃要表达的核心内容，而要基于以上四个方面在修辞上修订优化文章，追求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通过适当的修辞技巧，文艺批评可以产生更强的影响力。“鲜明的观点、犀利的表达”可以称为辩证前提；“熟悉的感受、陌生的表达”两者结合可以增强文本的可读性；“高概念、实数据、强证明”可以使文本更加密实，提供传播的可能性；在评论中适当添加“关键词”“警句”“流行语”，可以拉近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距离；在不影响客观性的前提下，追求“新、奇、准、利”，可以让文章说理更加深刻透彻。
打造文艺批评的影响力，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专业的说服力，人格化、品牌化、系列化的传播力，文体感、体验感、概括性的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