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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电影“创业史”
日期:2021-07-02 12:13:14 浏览次数:
“13个人合伙创业,开了一家公司。28年之后,这家公司没有上市,但是他们改变了一个国家。”这就是《1921》想讲的故事。

 

众所周知,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正经历着千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巨大变革。在当时,政党林立,百家争鸣,而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上千个政党中的一家。“为什么这13个人创建的政党,只用28年的时间就改变了中国?这就是我们想拍这部电影的原因。”黄建新导演告诉娱乐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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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里,13个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走来,从上海至嘉兴艰难发起中共一大。电影外,海内外疫情肆虐,《1921》的组盘和拍摄也困难重重:无法去日本拍摄,只能通过网络系统线上拍;西方演员来华不易,剧组横跨全国终于凑够了一百个法国人……

 

历史是由小人物书写的。此时此刻,我们缅怀和瞻仰的英雄,在1921年亦是凡人。看看这13个人的年龄吧,最小19岁,最大45岁,平均年龄28岁。被西方人拒之门外后在街头奔跑,隔着铁栏互诉“使命将将开始”,偌大中国的火种发出微光。

 

 

同样的,中国影视人探索主旋律电影的故事,亦是个年轻人点燃火种的故事。从最早以《建国大业》开辟“群星献礼”模式,到用新生代演员扛起《建军大业》,再到如今《1921》聚焦人物,主旋律电影越来越年轻。

 

主旋律电影需要新视角、新表达和新思想。100年前,13个年轻人创办的“公司”改变了全世界。100年后,成千上万的年轻影视人,正在打开主旋律电影的新格局。

 

 

创业、追踪、谍战,走近年轻人的《1921》

 

“开公司”的说法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史可依的。

 

1948年,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给彼时正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李达去信:“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毛泽东和李达,二者皆为中共一大参会代表,所说的“公司”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电影《1921》的编剧余曦发现这段史料之后,非常兴奋,很快就把它加到了电影的剧本之中。其最终的呈现方式为,毛泽东前往上海参加一大会议,李达夫妇在自己家里设宴款待,三个人共举酒杯,“预祝新公司生意兴隆!”第二天,中共一大成功召开,公司正式成立。

 

在编剧余曦看来,当下的年轻观众对于“创业”、“开公司”这样的语境再熟悉不过,把建党比喻成“创业”无疑是一种更加亲近、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而这也正是电影《1921》全片剧本创作的核心所在,无论是更强烈的情节设置、更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或是更为通俗易懂的历史阐述方式,最终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所以为了找到更多更有趣的史料,主创人员们花了四年多的时间,去世界各地深入挖掘建党前后的珍贵史料。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确实找到了很多之前鲜为人知的记载。

 

比如他们发现日本特高课曾派密探来上海从中阻挠中共一大会议的召开,还比如当时上海法租界的工部局曾对来到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进行监视。“这个以前党史馆都没有,上海一大馆长都说没见过,我们还给他复印了一份。”导演黄建新有点高兴地向娱乐资本论介绍说。这些史料最终都在《1921》中,以精彩、刺激的谍战元素呈现出来,让整部电影的观赏性得以大大提升。

 

同样的还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跟随李启汉在天台的“跑酷”戏份,也不是异想天开,而是主创在多次走访老渔阳里外国语学社旧址时,基于到馆内专家讲述的传闻加工创作的。

 

 

当然,这些都是艺术创作,有很戏剧性的成分在里面。“电影更通俗,是一个入门了解,能够让年轻观众对这段历史产生兴趣。”黄建新认为,“有了兴趣,他们就会去看书,去深入了解。我们要认可入门了解的价值所在。”

 

毕竟当下年轻观众的审美体系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是那个时期下语汇和内容的最佳表达,但是不能划等号到今天。”黄建新认为,今天的语境已经和过去有所区别了,那些经典的叙事方式已经不是今天年轻观众最无意识能接受的。很多经典放在今天是“有一堵墙、一道台阶的”。

 

“艺术最好的状态是不设墙,不需要台阶。”在电影《1921》里,黄建新正是不断试图打破这堵墙,找到与年轻观众之间的共同边界,然后用最娴熟的电影技巧和方法,讲述一个更生动的建党故事,“这才能比较容易地跟年轻人交流。”也正是因为这种交流,年轻观众们才能明白,“我们和历史之间的联系,历史之于今人的意义”。

 

 

戏里开公司,戏外造房子,一样的艰苦卓绝

 

在电影里,是13个人合伙开公司,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齐心协力建立一个政党。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最终改变了一个国家。

 

而在电影外,其实也像是大家一起创业,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1921》才得以实现如期上映。从联合导演的黄建新和郑大圣,到编剧团队余曦、黄欣、赵宁宇,再到摄影美术,以及演员们,这个几百人组建而成的团队,无一不为这部电影付出了大量心血。

 

首先是摄影指导曹郁,“我们就一直磨他,跟他谈,直到把他谈来为止。”黄建新导演认为曹郁作为一名摄影师,不仅有捕捉画面的技巧,对戏剧的理解也同样深刻。最终曹郁的镜头确实也在写实和写意之间,用更富有律动的方式,更现代的表现手法拍出了整个故事。

 

其次就是电影中这一大批的中青年演员,黄建新很感谢这些愿意来参与这部电影的演员们。为了参演这部电影,每位演员都读完了无比厚重的文献材料,几乎完整地了解他们所扮演角色的全部生平事迹。在片中饰演毛泽东的王仁君更是每天像毛泽东一样坚持晨跑、夜跑。

 

演员之外,美术团队的工作更为辛苦。“我们在车墩不是搭景,而是造房子。”黄建新说。剧组在车墩影视基地1:1复刻了一大、二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和博文女校等实景。大到柏榆巷、石库门、望志路106号等历史上真实存在地标建筑,小到铛铛车、褡裢袋、藤条箱,都严格按照当时的真实样貌进行还原。

 

为了给镜头运动提供更广的空间,剧组和华东建筑设计院合作,以真正的建筑标准重建了这些场景,甚至就连厨房都按照当年上海的风格进行了复原,做到炉灶能生火、烟囱能冒烟。

 

为了保证画面质感,建筑所用的砖块也都是真正的旧砖。黄建新说:“在阳光下,做旧的砖和真的旧砖块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这对于剧组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麻烦,最后还是靠着设计院找到了一批旧砖块。

 

而为了呈现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东方巴黎”的魅力,剧组不仅拍到了许多从未向影视摄制组开放的20年代法式建筑,还在所有建筑上逐个安装了上万个小灯泡。“一个灯一个灯去固定,一条街一条街去安装,装了上万个灯泡。”黄建新回忆道。

 

但是这一切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影片一开拍,就撞上了全球疫情的泛滥。

 

“光是这一年,我就做了41次核酸检测。”黄建新去年年底算了一下。到今天电影上映,他所做过的核酸检测次数可能还远远不止这么多。

 

 

因为《1921》的上映日期正在立项之日就定好了,必须在今年7月1日上映。“其他电影可以晚点拍,晚一点演,我们不行。”黄建新说。《1921》是疫情缓解之后,横店第一个恢复工作的剧组,因为他们必须跑赢时间。当时每天都有专门消毒的人,剧组成百上千的团队,每天每个人都非常谨慎、认真。“这就是中国电影人的心气。”黄建新导演非常自豪,也非常感谢每一个参与电影的工作人员。

 

 

不要符号,只要人物,不一样的主旋律

 

最终,《1921》如期上映,这个像创业一样组建起来的团队所做的一切努力是值得的。

 

作为一部主旋律献礼片,《1921》难免会被人猜测是一部喊口号式的空洞电影。因为很多观众一听到主旋律、献礼片,往往第一印象就是过去那些那些主要承担宣传工作,专注于塑造英雄人物、光辉形象的电影。其实这可能是很多观众的刻板印象,因为主旋律电影早就不是这样了。

 

从《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三部曲开始,主旋律电影首先就是一部电影,兼顾商业化和宣传性,用更现代化的叙事方式来传递历史。三部电影都以编年史的视角,重在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从北洋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前后数十年,电影聚焦的都是历史沉浮,英雄人物。

 

但是《1921》又有所不同。

 

不同于以往编年史的纵切视角,《1921》聚焦于1921年这一年的横截面;也不同于以往的宏大叙事,《1921》把重心放在了人物上。以人物为中心,关注每个个体在大时代面前的奋斗。

 

“我们把所有的注意点都集中回了人物上。”黄建新表示,《1921》对准的是1921年的上海,以参加一大的13个人物为中心来建构整个故事,去表现每个个体在历史大潮下的抉择与奋斗。“对我来说,这一次我更想塑造一批生动鲜活、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不是符号,是艺术形象。”所以整部电影所展示的13个人物,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情感、个性、表达方式以及生活习惯。

 

比如电影所着重刻画的一大代表李达,是湖南永州人,片中却特意加了一个他不能吃辣的细节。这是因为李达长期伏案写作、熬夜工作,把胃给搞坏了、吃不了辣。所以毛泽东到他们家作客时,居然没有一个辣菜,毛泽东很失望,说“完了完了,湖南完了”。这种生动又微妙的对话,就让毛泽东、李达从观众印象中的伟人,一下子变成邻里生活中的普通人一样。

 

 

除此之外,李汉俊、李达、王会悟等人精通日语、法语、英语。他们跟马林讲的是英语,跟法国巡捕房讲的是法语,跟日本共产党讲的是日语,多语种的出现既符合当下的历史背景,也成功地把每个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立体,让观众看到这13个一大代表多才多艺、知识分子的一面。

 

读史书,我们往往会觉得他们很伟大,很遥远,异于常人,但其实“他们在生活中有很多地方跟我们很近、很像”。黄建新觉得这就是《1921》作为一部电影的意义所在,因为“电影是一个形象的体系,它总归会让你喜欢上一些人”。在《1921》里,你可能就会喜欢上吃辣椒的毛泽东、抽烟的李达、优雅的王会悟、一大把年纪的何叔衡以及董必武。

 

 

正如黄建新导演在采访中不断提及的一句话:“与其说主旋律,不如说是主流电影。”电影《1921》其实是一个国家最主流精神的一种表达,是对先辈们不畏牺牲救亡图存的致敬,是对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使命而诞生的历史必然性的一种传递。

 

百年之前,“偌大的一个国家,我们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而百年之后的2021,电影点映后一位学生观众说“如今我们不仅有火柴,还有自己的火箭。” 这家13个人创立的“公司”不仅生产出革命火种,更是薪火相传至今。电影《1921》无疑也是其中最旗帜鲜明的一颗,成为当下年轻观众心中的一颗火种。